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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研究楚史的

作者: 来源: 时间:2007-08-08 00:00

 

魏 昌

 

我的祖籍在江西玉山,1936年出生在南昌市,1952年夏在南昌一中(江西省立一中)读高中二年级时,提前考取大学,江西省教育厅、江西团省委、南昌团市委因工作需要,留我在省市团委等地做青年工作。1956年,考入高校学习(调干生)。19599月补划为“右派”,196010月摘帽,留校(当时武汉师范学院)工作。1963年,因高校精简调整,我主动要求到荆州任中学教师,被荆州地区教育局安排在石首县团山中学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被作为“没有改造好的右派”,长期批斗,并下农村(镇)劳动,自谋生活。1977年在经湖南安乡朋友刘伊文等人的引荐,安乡教育局接我去安乡中学任教。1979年又回石首任教。此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阳光普照大地,我也正逢“不惑”之年,精力充沛,何去何从,多处可选择:去武汉,老师在召唤我;去南昌,老领导,正需用人;而我真挚的伴侣是沙市人,举家要我去荆州。荆州,还有我几位老同学,伸出了热情之后,我最终于1981年来到了荆州。

不过,我是一个醉心学术求索的人,到荆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想在这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的古城作为第二个故乡,度过后半生。一可以在此享天伦之乐,二可以在教学之余,研究点荆州历史,“往者不可谏(挽回),来者犹可追(补救)”,以实现一个历史教学工作者的夙愿。说实在的,荆州,在我发蒙时期就已披上了神秘的彩纱,听大人讲故事,刘关张桃园结义、孔明借东风、关公刮骨疗毒,十分熟悉。读初中时,老师指导我读的第一部小说,就是《三国演义》。读高中时,班主任天天晚自习前为我们读报,当时大家最为关心的新闻,除了抗美援朝、“最可爱的人”痛击“美国佬”外,就是荆州人民战天斗水,修筑荆江分洪工程。读古文,诸葛亮《隆中对策》,那深邃的哲理性、思辩性、睿智性的思想光华,深深地扣动着我的心弦,我写下了为语老师当众推荐讲评的读后感。这样,荆州、荆江、三国,就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了,对荆州多了一点理性的认识。学历史、研究历史,这里大有可为。

1981年我调入荆州师专后,由于历史教师缺乏,在一段时间里,我连续主讲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世界通史、中国史籍介绍及选读、建国后重大史学理论问题介绍等多门课程,有时还要举办专题讲座,在此同时,又担任历史学教研室主任,忙得喘不过气来。1982年湖北省楚史文化学会在荆州召开,我应邀参加,每天是在上课后匆匆赴会的,对当时一些学术讨论和众多学者的发言,我未能一一领教。但我结识了许多长者与同仁,如:石泉先生(武汉大学教授、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刘彬徽先生(湖南博物馆研究员)、舒之梅先生(湖北博物馆研究员)、何光岳先生(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等都是当时认识的,与滕壬生先生(现为荆州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员)、谭麟先生(荆州师专古汉语教授、最早为《荆楚岁时记》点注者)进一步加深了学术交流。大会期间,参观了纪南城、八岭山、章华寺,亲眼见到了沙市周梁玉桥商代甲骨片的出土,直接听到了考古学界著名学者的评议,收获颇大。这次学术讨论会,是一次规模空前盛大的楚史文化专题研究会,来自河南、安徽、湖南、湖北等地的历史学界、考古学界学者百余人。这次学术讨论会,使我初步认识到了楚史文化的地位与价值,会后正式成立了湖北省楚史文化学会,我成为该会最早的会员。

此后,在教学余暇,我对荆州(包括江陵、沙市等地)的历史作了较系统的了解。历史表明,荆州历史悠久,与夏王朝几乎是同时步入历史舞台的。夏禹率先按地域治理全国,荆州是他区划的“九州”之一。商、西周、春秋战国的1000多年间,楚人在此“筚路蓝缕”,创业立国,与黄河流域等众多邦国,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奠定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基础。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的1100多年间,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在关中,荆州又是当时东西南北的中枢地段,地位极其重要。宋元以后,由于全国政治重心东移,荆州地位才逐渐下降,但它仍然是祖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为历代王朝所重视。自夏至今的四千多年间,荆州长盛不衰,如此辉煌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

如果不去整理研究,作为党和人民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史学工作者,该是何等的失职!但是,荆州历史如此恢宏丰富,又该从何处下手?万事开头难,这个“难点”又在何处?也就是说,研究荆州,突破口在哪里?

我经一段时间反复排比、归类和思考,认为数千年的荆州,有三大历史焦点,最能展示荆州历史的光华,这就是:楚国历史与文化、三国历史与文化、以荆州为中心的大革命抗战史。而这三大段历史,尤以楚史文化为最耀眼,因为它不仅是荆州地方史的源头,也同是中华文化史的摇篮之一,且时间殆近千年,博大精深,流泽不息。三国史与文化,因《三国演义》流传之深广而著名,但它毕竟时间短,荆州又只是三国争夺的中间地带,确难与楚史文化相比。大革命抗战史,重在收集资料,前途无量,需要群体的大协作,作为一员教师,是很难有所作为的。当然,除了上述三大段历史外,还可以以荆州为中心,研究荆州的古今演变过程,即荆州史。但此工程浩大,非一人所能胜任。经过认真思考后,我决心重点研究楚史文化,先宏观后微观,逐步深入推进,以求得有所突破。

1984年后,我开始注意阅读和收集楚史文化方面的资料。在教学上,随着教师人数的增加,我重点转向主讲中国古代史与中国史籍介绍。教学余暇,开始撰写中古史与楚史论文。

1986年,学校在省教委的支持下,创办了历史系。这是很有眼光的决策,在当时西方自由思潮逐步泛滥的时刻,成立独立的历史专业,有利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无论从政治与学术专业的角度看,都是有积极意义的。我担任了中国历史学教研室主任。不久,学校成立了楚文化研究室,我被推举为该室副主任(教师兼职,非行政级别,研究室亦属学术团体机构,非行政机构)。

1987年,我撰写楚史大纲,着手编撰楚国历史与文化。几经考虑,无论从个人与其他老师的力量看,当时都处在边学习边写作的阶段,想搞一本大部头楚史著作,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决定先搞一本楚国简史,既是一本学术著作,又是一本教材,供历史专业学生学习。校系领导都十分支持,我于是写成了编撰大纲,专门拜访了张正明先生,请他审阅大纲,提出意见。他十分高兴,与我一起逐条审阅大纲,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认为取名《楚国简史》好,一适合师专层次,二也是楚史研究新题材,独此一家。纲目定下来后,我又请校党委书记祝新加同志和滕壬生同志审阅,他们表示同意和支持。因此,后来成书的《楚国简史》是极其郑重的,是经过反复酝酿而成的。

一段时间内,报刊影视充斥着丑化自己民族、美化西方的言论,我不禁忧心如焚,给党中央领导写信,要求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抵制西方自由化思潮。我意识到,作为一个历史学工作者,不只是上书建言献策,最好的表达方式,是尽快撰写出宣传祖国历史与文化的著作,以实际行动进行抵制。我和编撰人员奋笔疾书,很快就拿出了初稿,在此基础上,我又逐章逐目审阅、修改、增删、改写或重写,至1988年春书稿就完成了。

书稿完成后,需要经费报请出版社审稿付梓。在校领导与原代教务处长蔡贤浩的协助下,我亲自到省教委,请求主管高校的张叙之副主任支持解决。他是搞人文科学的,对此很重视,马上通过科研立项手续,拨出经费资助审稿出版。蔡贤浩代处长带我去找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该社除自己组织力量审稿外,还聘请有关专家学者审稿,经多次反复审阅、修改后,才最后定稿。由于印刷条件的限制,特别是一些冷辟字的棘手,于1989年夏才正式出版发行。

《楚国简史》出版后,虽然印刷、装帧质量不高,但却颇受社会各界欢迎。此后,我主讲楚史,学生有了课本,积极性更高。1990年全国精神文明会议在沙市召开,中央和全国各地领导参观荆州博物馆时,纷纷索取此书,以了解楚史文化。不久,原中共荆州地委书记王生铁、副书记柯余双一行在校党委书记祝新加的陪同下,来我校视察并召开部分教师座谈会,讨论楚史文化的研究宣传问题。王生铁同志最后作了专题发言,对《楚国简史》的出版,表示衷心的高兴。他说他在北京学习时专门找楚史书籍阅读,听说我们荆州人自己出了楚史,深以为慰。会议休息时,他与我就有关楚史文化问题,作了热烈的交谈。会后,他为我校学报专门撰写了一篇研究楚文化的论文,受到了我省学术界的好评。很多史学界、考古学界的朋友对我说,荆州地委书记如此重视楚史文化的研究,自己还动手写文章,且颇有见地,实在难得。

同年秋,湘鄂豫皖楚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江陵召开,与会学者不仅有我国各地的著名专家学者,还有来自美、英、澳、日等国楚文化研究专家学者。会议期间,学校邀请了部分中外学者来校讲学座谈,交流了研究心得。

1990年春夏之交,湖北省历史学会年会在江陵召开。会中,我就学校开展楚史文化研究情况作了介绍,与会专家学者对荆州党政领导和我校领导亲自撰写楚史文化论文(除王生铁同志发表了论文外,我校党委书记祝新加同志亦经常发表论文)、亲自抓楚文化研究工作,表示钦佩。大会就《楚国简史》一书作了评议,认为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决定授予19881989年度史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会议期间,我邀请了张正明、冯天瑜等先生来校作学术报告,并与我校部分师生座谈。

1991年夏,全国师专历史教学研究会议在我校召开。会上,我就楚史文化的历史地位、价值及我校研究活动作了发言,受到了与会同仁的好评。他们认为我校为学生开设楚史文化课,是颇有意义的创举;《楚国简史》是师专一级高校历史教学研究的新成果,充实了历史教学的内容,开启了历史教学与研究的新思路。

1992年,原中共荆州地委、荆州地区行署为了弘扬荆楚文化、发展经济,决定举办楚文化艺术节。为了抓住这一良机宣传楚文化,我们除了编撰出版楚文化论文集外,还决定对《楚国简史》作第二次印刷。其原因,一是第一版已用完了,地区希望我们再版发行;二是原印刷、装帧技师不高,想作一调整和改进。特别是祝新加同志向我传达了李铁映、钱运录等领导同志的一些改进建议,我更觉得有必要做好重版工作。我决定将自己已为省教委批准立项的科研经费,暂投入使用。在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荆州博物馆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这年春,《楚国简史》以崭新的面貌再版发行了,为荆州楚文化艺术节增添了一份光彩。再版本,流传更广,湖北省图书馆特来函点名索取,作为该馆长期保存。我校开展楚文化研究活动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湖北教育报》等报刊,为此作了专门报道。省教委副主任张叙之同志在与我一次交谈中,建议把我校楚文化研究室更名为“荆州师专荆楚文化研究所”。他说:“荆楚联称,你的学校在荆州,叫荆州师专,取名荆楚文化研究所,更能突出你校的办学特色,肯定你们对荆楚文化的研究成绩。”我及时向校党委书记祝新加等领导同志作了汇报。学校很快写了请示报告,呈报省教委批准。不久,省教委下文批准成立,并决定与校党委宣传部合一办公。祝加新同志兼任所长,宣传部长陈昭永同志与有关老师任副所长(我亦任副所长)。该所仍为一学术研究团体,并非行政机构,故所长、副所长都是兼任的,由原来各有关部门选举,非上级组织任命。

1987年至1992年的五六年间,是我学术生涯的高峰时期。因为几年的教学,我都是打通关的(如主讲《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写出了数十册备课本百万余字的讲稿,对中外历史与文化,有了一定宏观的认识,并积累了一些资料。如果说自1981年至1987年,以教学为主,辅以科研;那么自1987年后,既抓教学,又抓科研,可谓教学、科研并重。这也许是我这位教师生涯的一个特点。我每天阅读、写作几乎达十一二小时以上,无星期天,也无假节日,真有点像孔子说的“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味道。有的亲友来看我,见我答非所问,语不投机,再也不来了,得罪了不少人。但我时间确实太宝贵了,要知道我是45岁才步入“正道”的。我的伴侣陈绍恒同志,是我高校时的同班同学,我错划为“右派”,她鲜明地表示:“魏昌不是‘右派’,我坚决等他。”毕业后,我留校察看,她在原沔阳等地中学任教,给我寄钱寄物,帮助我度过生活难关。我1960年摘“帽”后不久就与她结婚了。“文化大革命”中,当我作为“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和“老右派”被批斗时,她紧步不离,高呼“听毛主席的话,要团结批评教育,不要搞武斗”,有力地保护了我。她也因此成为“反动家属”而下放农村劳动。我们调入荆州师专后,她教世界史,兼任班主任,同样很忙。为了支持我阅读和研究,她包揽家务事,成为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我能撰文出书、取得小小成绩,与她的倾诚相待、无私支持是分不开的,这是我最大的幸福。

1987年我在编撰《楚国简史》的同时,又参加编撰了《中国古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不久,我主编的《中国古代史》,亦公开出版发行。由于《楚国简史》是“简史”体,虽简洁明晰,但篇幅不大,很多内容或语焉未详,或引而未发。我在出《楚国简史》的同时,开始边讲课边撰写较详尽系统全面的楚国史了。

楚国史怎样写,我立下了几条原则:一是取通史体例,从楚人(包括楚地先民)的早期历史文化起,然后按时代时间顺序记叙,以求“纵通”、“横通”;二是兼及教学与学术,力求学术价值、教学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三是突出楚国的历史地位与楚文化的历史价值,但又不能脱离中华历史与文化的大背景,随意拔高,实事求是,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四是坚持古为今用,历史为现实服务,力求以史为鉴,使读者受到启发。在写法上切忌拉大长写,在文字上力求通俗易懂,雅谷共赏。这样我在讲稿的基础上,作了反复的增删、改写、重写,1992年底完成了40万字左右的书稿。

1993年开始联系出版,均因出版经费困难而搁浅。1994年我参加省古籍研究会议,在会上认识了武汉出版社刘昌钊先生,谈及出书问题,他答应纳入计划考虑,但篇幅不宜太大。出版问题落实后,考虑到近年来楚地地下出土文物的不断增多,原稿文字亦宜适当减少,我将原书稿砍掉了数万字。最后亲自抄写,寒冬酷暑,日夜奋战,花去了几个月时间,于1995年底把书稿交给出版社。

写书出书是一项十分困难的事情,必须倾注全部心血。有的亲友见我不是在家伏案翻书握笔,就是在外奔波,联系出版,劝我停笔不干了,何必自讨苦吃?这些话引起了我反复的思索。1996年我就步入“耳顺”之年,职称封顶,该“马放南山刀入库”了。然而我总感到不满意,心里不踏实。《楚国简史》虽获赞誉,但它毕竟是“简史”,我对此始终不满足,在出此书时,就想写一本较完整的楚史。1995年,荆州地区撤消,建立荆州市(初名荆沙市),我被推选为市首届政协常委,这是给我的政治荣誉。我是一位普通的教师,对此荣誉,应以怎样的行动报答呢?想来想去,只有发挥自己的专长,出版《楚国史》,以弘扬荆楚文化,积极构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内容,才是自己最真挚的献礼。所以,1995年后,尽管在出版上遇到很多困难,但我总是不声不响地一个一个地迎难而上,以极大的韧性与毅力去克服。

1996年初,武汉出版社审稿后,对该书稿给予很好的评价,定为该社本年度重点出版物,武汉新闻出版局长兼出版社社长高金华同志,热情地决定赞助出版,给我以极大的鼓舞。洪源、刘昌钊、陈殿云等先生在阅稿中,认真负责,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5月中旬,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著名的史学家胡绳先生来洪湖祭掉1938年“新升隆号”遇难的抗日烈士。市政协副主席曾凡海同志、市政协秘书长张兴强同志建议我去拜见胡绳先生,呈送书稿,请他题写书名。我于515随同曾副主席去洪湖。洪湖市政协徐诗兰同志陪同我去先见胡绳先生的秘书黎钢同志,托黎把我给胡绳先生的信、武汉出版社的审稿意见以及书稿目录、部分内容,呈交给胡绳先生。当天晚上9时许,我在徐诗兰同志的陪同下,拜见了胡绳先生。进去时,他正伏案阅读书报。我对他说,我参加工作时读他的书,读大学时是以他的书为课本,后来教书时,又以他的书为教材,对我的教诲实在是太大了,他很高兴,说我从事楚史教学与研究很好,在旁边的胡绳先生秘书黎钢同志说,胡老夸你的书写得好,并且把早已写好的书名《楚国史》条幅交给我。由于时间很晚,胡绳先生一路辛劳,我们告辞了。当晚,我彻夜难眠,异常兴奋激动。

1996年底,《楚国史》正式出版发行后,我首先给胡绳先生寄去了两本。还给江泽民总书记等中央领导、省、市有关领导,以及学术界朋友寄去了书,请他们指正。

《楚国史》出版发行后,《荆州纵横》、《荆州日报》、《荆州晚报》、《江汉工人报》、《荆州师专报》等均先后作了报道。《荆州晚报》编辑陈礼荣同志及时以《“三实”述史著华章》为题作了评价,陈昭永同志发表了《读〈楚国史〉有感》。稍后,《武汉晚报》、《荆州师专学报》、《江汉论坛》亦先后作了报道,有的还刊发了书评。不少同仁读此书后,或来信或来电话,表示祝贺。湖北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楚史专家张正明在《弁言》中写道:“从《楚国简史》到《楚国史》,恰似王安石游褒禅山,‘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只要经过比较,细心的读者将不难发现,《楚国史》既保留了《楚国简史》精洁明快的风格,又包含着《楚国简史》语焉未详的新意和引而未发的创见。”“以实为贵,这是魏昌先生治学所信守笃行的宗旨。论据求其严实,论点求其平实,论说求其朴实,这样的境界不是浅学者流所能达到的。”荆州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员滕壬生在《叙言》中写道,“魏昌同志这部著作,是以通史体例著述的,从楚人的早期历史文化起,然后按夏商、西周、春秋和战国的顺序,全面系统叙述楚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的发展过程,既‘纵通’,又‘横通’,读后印象完整清晰,是一部很好的楚国史教材,填补了我国楚史教学的空白。”“魏昌同志广泛引用考古发掘资料结合古文献,进行归类评述,把楚国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阐述得颇为全面精当,成为本书的一大特色。”“他才思敏捷,观察深刻,善于思考,勇于创新。在他身上具有一般知识分子所没有的一些优良秉赋。也许这些地方正是他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和建树的原因所在。”武汉大学博士导师、著名的中国文化学专家冯天瑜和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的楚史专家罗运环联名写的书评说:“全面系统,主次分明,这是《楚国史》的一大特点。……头绪虽多,井然有序;涉及面广,主次分明。作为历史,政治史是其主体内容,全书以大量的篇幅,着重阐述了楚族的渊源、楚国的建立、崛起、称霸、鼎盛直至衰亡的具体过程,脉络清楚,阶段分划有理有据,充分地揭示了楚国兴盛衰亡的主体内容。”“……只有包括这些少数民族在内而所撰的历史才是完整的楚国史。魏昌同志很注意这个问题,书中不仅在许多地方涉及芈姓楚人与荆楚各民族的关系,如羋姓楚人与楚地先民、‘汉阳诸姬’、蛮夷、濮人等封国和部族的关系,而且在全书的最后还设专章谈‘楚国民族关系’,这样多角度、多方位、全面反映楚国各部族的生产生活特点,以及其与羋姓楚人的关系,使楚国史更加充实完整。”“细细读来,颇有不少新意,如楚人的图腾崇拜,一般认为是崇凤,也有说是崇龙或其他某种生物的。本书作者则提出‘楚人的图腾崇拜多种论’,又如,书中说结楚国灭亡的原因时,所言‘徙陈失误论’,等等,皆具有新意。”“总之,魏昌同志的《楚国史》,以求实的精神,依据翔实的史料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楚国的历史与文化,论点平实,简洁明快,是楚学教材的一部力作。该书的问世,必将大惠于学林和楚学爱好者。”1987年第8期《江汉论坛》(作者游燕凌)评论说:“自1995张正明先生主编的《楚学文库》出版以后,学术界几乎一致认为有关楚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不会有太大的突破。而魏昌先生的新著《楚国史》的出版问世,却标志着楚国历史文化研究尚有新的领域可以开拓。”“作者在叙说楚国盛衰隆替的历史演进时,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团结精神,对屈原的爱国义举、楚人的爱国义行更是称赞有加。读罢全书,楚人的那种开拓进取、爱国奋进、踔厉风发的精神令人回肠荡气,爱国之情、报国之志也不觉油然而生。”“总之,该书是一本融历史学、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美学等多种学科于一体的优秀的楚史教材,兼备庄重严肃的学术性与通晓明快的大众性,足堪推介。”武汉出版社已把《楚国史》列为优秀读物,通过媒体,向全国读者推荐。凡此种种报道与评介,都给我以极大的鼓舞,但也使我惶恐不安,深感自己做得还很不够。在此,对上述诸多学友、同仁和广大的社会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从《楚国简史》至《楚国史》的出版问世,前后花去了十年时间。由于个人水平有限,书也难免存在这样那样问题,肯定有不尽人意之处,但作为本地一位普通的教师,也算是对弘扬荆楚文化、服务经济文化建设捐献了一份微薄的力量。面对这两本书,我不禁如释重负,心情也平稳了许多。“学海无涯”。只要身体条件许可,我还会继续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荆楚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包括楚人精神),进行深入发掘研究与宣传。

 

魏昌:荆州市政协常委、荆州师专历史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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