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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朱河商业文化

作者:荆州政协 来源:未知 时间:2017-07-11 12:34


  施先鲲

 

  民国初年,朱河镇的商业曾经繁华一时,影响遍及大半个中国,以黄少山为代表的一批商人更是声名鹊起,其创业经历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充发挖掘朱河的商业文化精神,以此来激励人们创业致富,乃至促进监利经济和社会发展,仍然有着不可低估的借鉴作用。

  一、朱河镇历史追溯

  朱河镇因朱家河而得名,考证朱河的历史,必须从朱家河说起。朱家河初名芦陵河,它源于尺八穴,曲折蜿蜒,首迎大江,尾接洪湖。而芦陵河的得名,又与朱河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监利地属云梦古泽。据史载,东汉时期曹操败走华容道时途经朱河,其地仍是一片沼泽,泥泞难行。南宋年间,诗人陆游、范成大入蜀时曾先后途经此地,据他们描述,当时的朱河地区:“两岸皆葭苇弥望,谓之百里荒。”“风浪两岸皆芦荻,时时有人家,但支港通诸小湖,故为盗区,客舟非结伴作气不可行。”“行过所谓百里荒者,皆湖泺菱芦,不复人迹,巨盗之所出没。月色如昼,将士甚武,彻夜鸣橹,弓弩上弦,鼓钲以行,至晓不止。”与他们同时代的诗人王十朋自浙江入川赴任时途经朱河,写有一首《王家市》诗:“舟行湖北路千里,家在浙东天一涯。宿处问名同住处,梅花不见见芦花。”大意是:乘船至荆湖北路的监利县境已是行程千里,故乡在浙江以东,离这里远隔天涯。在这里住宿打听地名,原来是王氏同宗同族,只见王家市(今朱河镇王铺)芦花如絮如雪,轻舒曼卷,飘飘洒洒,不禁使我想起“梅花落”,勾起思乡情。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朱河镇当时虽然港汊众多,河可通航,但却是一派人烟稀少、芦苇遍地、月照荒林、盗贼出没的景象,同时也告诉我们,朱河被称为“古芦陵”是有来历的。

  元初,尺八穴口渐湮。其时的朱河,也还是“芦荻萧萧月满洲”,荒无人烟。大德年间,重开长江九口十三穴,尺八水口也得以再次开放。为了分泄江流,又对芦陵河进行了开浚,长江水由尺八口经芦陵河直通洪湖。不久,尺八口又被淤塞,芦陵河源头断绝,只作消受附近地区雨水的河流汇入洪湖。久之,河面逐渐缩窄,河床淤高,河两岸开始有人居住。泰定年间,这里人烟渐集,这才有了曹南进士伯彦至贴睦尔在淤窄的芦陵河岸修建鹿苑庵的传说。

  明初,随着居民的增加,这里逐渐形成市镇。据当地《朱氏族谱》载:其时,有武官朱万武,由湖南浏阳迁监利,开发芦陵河,督收钱粮,故改为朱家河。万历年间,随着商旅渐多,始成街道。成书于明正统年间的《湖广图志经书》,始载监利都市,内中即有朱家河。当地另有一说认为,明万历年间,有一名叫朱家河的老人在芦陵河北岸开设路铺,生意日隆,始成小街,人称朱家河街。此传说与该书记载相矛盾,因为从时间上来看,万历要晚于正统。但不论取何说,朱家河的得名应该在明朝这一时期。

  清时,朱家河已发展成为“大市”。康熙二十一年(1682),知县陈藻巡视全县,见此地市面繁荣,但街道却崎岖不平,于是劝谕市井商贾捐资,将街道铺成青砖路面。其后,朱家河街在清时还经历过三次修筑。最后一次是在同治八年(1869),曾任山西布政使的胡大任回乡省亲,见朱家河石板街破损十分严重,便慷慨解囊,倡议铺上青条石。一时,士绅富户,商贸老板,纷纷响应。就在这一年,一条长近七里、宽三米多的青条石街道终于得以铺成。此时的朱家河,已是“商民辐辏,最称殷盛。”

  二、近代朱河商业的全面兴起

  民初,朱河成为监利最大市镇。当时童谣唱道:“上至老人仓,下齐鹿苑庵,七里欠三分。”说明街道很长。不少老人以到朱河街上走一走为荣,他们的心愿是:“上走老人仓,下走鹿苑庵,不死还走下车湾。”其街道布局也很合理,上街以土特产、粮行、花行为主,下街以榨坊、酒行为主。其饮食业、副食业也很发达,当地特产龙凤喜饼极为有名,曾列为贡品。每逢节假日,到朱河街购物者人如潮涌。鼎盛时期,全镇共有商号300多家。比较著名的商号有:疋头业张义成、刘德全、徐恒泰、符义盛,京广货业王庚记,南杂货行郑祥记、张昌庆,猪行朱子章、王本福,屠业商胡恒泰、李祥林、汪双和,蛋品商余松记、胡焕记,药铺严万顺、同康,饮食业罗福兴,旅寓业张告记。随着商户的增多,处理商户纠纷,维护商户利益,加强商户管理,显得犹为重要。为此,朱河镇于1907年成立了商会,会址设常家祠堂,首任会长江国楹。

  随着外国资本的入侵,到1930年左右,监利商业市场经过两极分化,形成县城以刘永盛为首,监南以朱河郑祥记为首,监北以新沟福永兴为首的市场垄断局面。郑祥记经营杂货,开业于1918年,靠经营食盐、洋油获利发迹,其时食盐奇缺,价格猛涨,该店与汉口淮盐公所建有关系,货源较足,批零兼营,除销售本地外,还批销新堤、岳阳等地,获利甚丰。其后,又成为美商德士古洋油公司在监南的分销点,还兼营棉花及山货土产,并设庄号于汉口,拥有资金70余万光洋。

  朱河商业的繁荣,得益于二个方面的有利条件:

  一是其“巴岳沔汉四通之区”的地理优势。当时,监利县商业贸易集散地,主要分布在水路交通便利的长江、东荆河沿岸,中部因交通闭塞,商业贸易发展较为迟缓,而监南又比监北繁荣,因此,有金朱河、银新沟之说。城厢镇虽为县治,市景却远不及朱河、新沟。朱河地处监南中心,滨临洪湖水域,水陆交通便利,可直达汉口,监南的农产品及武汉的工业品,都可以通过朱河镇沟通,故其集市贸易十分活跃。汉口辟为商埠后,农副产品输出,洋货输入,更使朱河兴旺起来。

  二是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所促成的。从国际上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帝国主义国家自顾不暇,这为我国民族工商业迅速发展提供了一个良机。从国内来看,朱河远离铁路,不是军事要冲之地,在反袁、北伐等战斗中未受任何影响。辛亥革命时期,汉口迭遭兵燹大火,朱河在汉经商的乡人纷纷回乡避难,寻求发展,促使朱河更加繁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朱河商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本地的棉花、粮食等农产品畅销到国内多个省市,外地的工业品如布绢、广货等更以朱河为分散地。朱河的富商大贾,如棉花商松茂长,杂货商郑祥记,疋头商金兴茂、张义成、刘德全,花行刘万兴等,都是在这种有利条件下,先后发展起来的。其它服务行业,如轮船、电力、罗行(搬运)、旅馆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地方的富裕,人口的集中,教育文化等各个行业都随之而发展起来。

  1938年,日军占领白螺矶后,朱河成为国民党军队和日军交战的最前线,1943年县城沦陷。受战争的影响,朱河的商户大减,或歇业倒闭,或撤离县境。郑祥记亦转移资产,避居湖南。此间,朱河多次遭到日机狂轰滥乱炸,其中规模较大的轰炸有6次。1941年6月19日,日机在朱河投掷硫磺弹,大火延烧数小时, 200余家店铺惨遭焚毁。殷盛一时的朱河被炸得只剩断壁残垣,从此一蹶不振。

  民初短暂的二三十年时间,是朱河的黄金时代。朱河的影响,随着其商人的足迹,远播全国各地。一次,曾任朱河镇党委书记的唐敦浩到岳阳市办事,该市宣传部的一位领导听说他来自朱河,连忙过来套近乎,说其小时曾随祖父到朱河赶集,并希望找个机会再到朱河看一看。据说,原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当年也曾在朱河的朱记康打过工,因为朱记康的老板是咸宁人,和黄永胜是亲戚。

  三、朱河商业文化的特质

  朱河的商业文化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影响和熏陶下形成的,它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又在商业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崇商求富。民国时期,朱河商业能够迅速崛起,称雄商界几十年,这与当地在明清以来逐步形成的崇商立业、以贾求富的思想理念和社会风气有着密切的关系。朱河源于古云梦泽,能够用来耕作的土地并不多,加之地处水患之区,如果仅仅依赖土地耕作来望天收,收成有很大的不可预见性,这就导致了当地不少人以渔为业进行商业活动。明初,政府减免税赋,奖励垦殖,有插标为业,牵绳为界之说。一些从江西等地过来的移民开始筑堤束水,结庐定居。这些移民,除一部分圈地垦田者外,或者以船为家,捕鱼为业,或者开设手工作坊。久之,在今天的棋盘中芦沟岭,逐步形成为鱼户、农户交易的聚散地,在鹿苑庵附近形成为商埠与作坊码头,以榨油酿酒著称。清末,朱河七里长街成为了大江南北有名的鱼市之一。各种水产品除满足本地需求外,还北销荆沙,南下广州。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传统观念里,历来是农为本,商为末,但在朱河地区,这种空气却淡薄得多。一代又一代沿袭相承的经商理念根植于当地人心目中,普通老百姓从谋生过日子的实际出发,赞美崇尚的是庄稼带买卖的从业方式,他们认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地位,靠种地务农是不行的,靠读书科举希望渺茫,只有立足于现实,要么捕鱼,要么开作坊,走这条路,才有填饱肚子乃至于过上小康生活的可能。因此,在朱河人眼中,早已打破了“士、农、工、商”的等级观念,他们认为经商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毕生追求的事业。

  敢闯敢试。把一只青蛙扔进开水里,它会因为感受到巨大的痛苦,用力一蹬,跃出水面,从而获得生存的机会。而把另一只青蛙放在温水中逐渐加热时,它会慢慢适应水温,等到水温升高到一定程度时,便再也没有力量跃出水面而被烫死。这被称为温水效应。从这个方面来说,朱河的地理环境成为了激发当地人创业的一种势能。所以,朱河人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是很强的。监利县的一些动力机械的应用都是从朱河开始发端的。1926年,朱河人徐海波,在汉口买了一套旧的20匹马力的柴油机和10千瓦的发电机,在镇上创办了发电厂。在市镇创办发电厂,困难很多,只坚持了二三年就停办了。发电厂的创办虽然是昙花一现,但其敢闯敢试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物以稀为贵,从商品流通的角度来看,只有贸迁有无,不断开拓市场,才能获得更多的利润。正是基于这一点,一批朱河商人将他们的生意做到了全国各地。在当时兵荒马乱的时代,远行经商面临各种不可预计的风险乃至生命危险。朱河商人正是以这种开拓进取精神和艰苦奋斗精神,再加上他们的勤俭、智慧和谋略,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诚信为本。中国古代商人很早就提倡“重然诺守信用”,标榜“诚商”、“廉商”,反对“奸商”、“佞商”,把诚信作为最主要的商业道德规范,这个传统体现在朱河商业文化中有三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是在商号内部讲诚信。大多数财东对掌柜的工作并不多加干预,一切放手给掌柜去做,决算时如果亏赔,只要不是人为原因,财东并不责怪掌柜失职,反而立即补足资金,以期重整旗鼓。松茂长的花庄,遍布湖北,远至河南、陕西、甘肃,黄少山认为要保证这些网点都能正常运转,必须选择一批品德好的人来担任各庄庄主。对他们不定工资,所需可从账上支付。有人取笑他:“这不是做生意,是打平伙。”他认为这个办法固然原始,但却行之有效。因为花价一日三变,这些远离在外的花庄要想作弊易如反掌,只有人的品格和尊严才能堵塞漏洞,即使把银子敞开在这些人面前,他们所取的甚至比他们所应得的还少。其二,在商号之间守诚信。商业伙伴之间非常重视信誉,对待“相与”,极其慎重,经过多方了解后,认为可以共事者,才与之银钱来往,否则,即婉言谢绝。其三,对顾客诚信。顾客是商家的衣食父母,只有讲信用,人们才乐于与他们交易。大多数朱河商人认为诚信不欺是经商长久取胜的根本原因,故把商业信誉看得高于一切,绝不为贪一时小利而损伤信誉。做任何一桩买卖,总是脚踏实地,赚了不骄傲,赔了不气馁,宁肯赔钱也不做玷污招牌、坑害顾客的事情。同康药店从汉口购回药材后,首先要经过筛选或加工,去掉脚尾,只有色泽新鲜、合乎规格、质量好的药材才用于零售门市部销售,至于天麻、麝香等贵重药材,都要经过师傅亲自把关,精心挑选,认真鉴别是原生药后,才加工销售。货真价实,享誉乡里。所以生意越做越旺,深受顾客好评。

  勤俭敬业。在生产相对不发达的农业社会里,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是中国人一贯提倡的优良作风。朱河自然条件比较差,在这种环境中出身的商人,多能不畏艰险,勤俭经商。不少人进入商途,手头并没有多少资本,有的甚至是白手起家。他们能在商场上争得一席之地,靠的就是吃苦耐劳,勤奋努力,节衣缩食,省吃俭用,以及甘冒风险,自强不息,锐意进取的精神。其理念是:“勤劳就是摇钱树,节俭犹如聚宝盆。”在这种理念指导下的朱河商人,无论是修身正己,还是创业治家,无不讲求勤劳节俭。棉花大王黄少山,17岁随父往湖南经商,挑运棉花,带回湘货,勤劳起家,一生节俭,不嫖不赌,不吸鸦片,不喝酒不穿绸缎,长期素食,终生不改粗布大褂,光头、布鞋。迟睡早起,勤勤恳恳。同康药店是监利解放前药业界最有盛名的一家大药店,销售范围达方圆百余里,其创业时只雇请帮手1人,主要靠老板自己劳动,后来生意做大了,也只请有管事、账房、帮工、学徒9人,他们每天营业14个小时,晚上,店员还睡在柜台旁,有急诊病人,随时都能抓到药。他们的座右铭是:“两手撑柜台,笑脸迎客来,茶烟先招待,进宝又招财。” 要求店员做到生意不分大小一样热情,顾客不分老少一样对待。勤奋敬业的精神,使他们在经营中获得成功,积累了财富,也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敬业还要律已,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商业广告。大多数朱河商人能正视商人群体中的陋习,剖析自己人性中的种种劣根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坦坦荡荡,从从容容。各个商号、帮会,各种行规对可能发生的种种陋习劣迹,均有成文的规定,如宿娼纳妾、酗酒赌博、吸食鸦片、投机取巧、买空卖空、挪用号款、懈怠号事、涣散无为等等,均在严禁之列。还有不少商人能做到贾业儒行,洁身自好,不染恶习。同康药店规定不准抹牌赌博,有一次,地方绅士邀请老板熊吉祥抹牌,他婉言谢绝说:“我给你们钱都行,牌我是不能去抹的。”

  挟义求利。古华容道在朱河穿境而过,关云长义气为重的故事也在当地广为流传,生于斯长于斯的朱河人无不受到这种思想的潜移默化,这对于朱河商业文化中“义利相济”理念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种理念认为,经商虽是以营利为目的“陶朱事业”,但也须以道德信义为标准,具“管鲍之风”,表现在经营活动中,就是要做到仁中取利,义内求财,以义制利,先义后利,在必要时还需舍利取义。郑祥记十分看重自己的商业信誉。食盐久存吸潮会增加重量,郑祥记卖出的食盐,一斤不是十六两,而是十七两三钱,远近闻名。有一次包的盐,每包只有十七两一钱,顾客要求退货。当时的老板郑庆午复核后,发现秤不准,连忙向顾客赔礼道歉,将秤当场折断,并补足当日所包盐的重量。

  爱国济民。朱河人文底蕴深厚,朱材哲、胡大任热心为民的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朱河商人,很多都表现出高尚的爱国爱民情结。他们致富以后,乐善好施,出资周济邻里、关心孤老、扶助贫病、修桥铺路。粮食行丁仁和,出资兴建一座宝塔,砌成七级浮图,是当时朱河的最高建筑。在二三十里外的洪湖里一望可见,作为行船的航标。1929年洪湖苏区干旱欠收,人民生活困苦。贺龙和段德昌致函黄少山(时旅居武汉)求助,黄少山阅信后,马上拿出8000银元,救济苏区灾民。1931年县内大水,他捐银元20万,还积极向商友筹措募集16万元,用于购买米面与油盐等物资,组织拖船送至家乡。回汉时,又带了100多名老弱病残的难民,安排在汉口慈善会住了大半年。抗战时期,县商会倡导全县商人将土产棉花杂粮等运往江南大后方,换取民生必需物资以防匮乏,朱河地区的商人均积极参与了这一活动。

  四、与时俱进弘扬朱商精神

  朱河商业崛起于明代,衰落于抗战时期,历时数百年。如今,曾经盛极一时的朱商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然而由朱商所创造出的朱商精神并没有因此而沉寂,它以令人惊叹的历史穿透力量,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今天的人们。在鉴良析莠、除粕取精的前提下,深入地进行探究、总结、提炼朱商精神,并与时俱进地弘扬、光大、升华朱商精神,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其一, 朱商精神作为前人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它是不懈进取的朱商群体在长期经商实践中对商品经济活动经验和市场运作规律进行总结和探求而获得的科学认识成果,同时还是朱商们所内具的品德才智的精华结晶,它传导给人们的是一种积极奋争、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弘扬这种精神,对于我们推动地方经济跨越发展意义重大。

  其二,朱商精神作为一种历史文化遗产,是监利所拥有的一项重要文化资源,在加快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开发并利用好这种“软资源”,打造好这个文化品牌,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崇企重商”、“亲商利商”的文化氛围,可以提升我们的“软实力”。

  与时俱进弘扬朱商精神,是时代的呼唤,更是我们监利人的职责。在新时期弘扬朱商精神,就是要学习朱商以信接物、以仁为质、以义为利的商德理念,发扬光大朱商抱定信念、吃苦耐劳、锲而不舍﹑奋发进取的良好品质,传承朱商乐于奉献的精神,要把这些精华性的东西植入我们的灵魂和血液之中,藉以振作我们的精神,化作催人奋进的精神动力,克难而进,顽强拼搏,为监利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作者系监利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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